■本报记者 王海燕 刘雪妍

贩夫走卒，一禁了之引车卖浆，上海“路边摊”自古以来就存在。摆摊不再包容在城市化进程中，传递街头小摊是开放禁是放、该堵该疏，积极一直在探讨中。信号最近，一禁了之因为市人大的上海一部法，“摆摊”成了上海市民热议的摆摊不再包容话题。

9月22日，传递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开放《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关于设摊不再“一禁了之”的积极内容最受关注，网友纷纷“给上海点赞”，信号称此举体现民意，一禁了之尽显城市“烟火气”。但亦有管理者表示担忧，放开之后，是否会增加管理成本？

从“一刀切”禁止、取缔，到如今“适度放开”“有序设摊”，立法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打开了大众的想象力。如今在上海摆摊的是哪些人？秩序与活力之间该如何平衡？为夜间经济探路的摊贩，给上海的消费环境带来了什么？

成本如何？

相比开店，摊位租金低得多

这些年，上海中心城区的摊贩数量大致呈一条曲线。随着彭浦夜市、乍浦路夜市、寿宁路小龙虾一条街等知名夜市的陆续消失，流动摊贩数量逐年锐减。而这两年，在发展夜间经济的机遇带动下，摊贩也在逐渐复苏。

周末夜晚，天安千树的河滨步道西区，“森林里”夜市人流如织，老徐的地摊照相馆人气很高。老徐此前经营着一家摄影工作室，2020年疫情暴发后，工作室生意出现小断档，恰逢上海推动夜间经济，他就带着摄像器材来集市拍照。自此，他的“地摊之旅”再没停过，乐民集市、思南公馆、南丰城、安义夜巷……上海的集市老徐跑了个遍。最开始，他的摊位只有一张桌子，后来，集市上的朋友借给他一辆房车，一边作为拍摄舱，一边售卖咖啡，挂满照片的房车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老徐说：“最初，我只是想过渡一下，没想到一直走到了现在。”

记者调研发现，上海的夜市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租金模式，主办方收取日租或月租，如果是月租，随时可退押金；一种是抽成模式，根据摊位的位置和面积进行一定比例抽成。一般来说，越靠近市中心，摊位费越高。“森林里”夜市每天400元，“首尔夜市”每天300元，“周浦夜市”每天100元—150元不等。

摊贩们心头都有一本账。与开在商场或街头的店面租金相比，摊位成本低得多。生意好的话，摊主一晚上能赚上千元，少的勉强也可以覆盖成本。摆摊又比较自由，比做快递小哥时间上更灵活，也没有上班族的烦恼。

阿龙的章鱼烧摊位位于“森林里”夜市东侧，虽然位置靠后，但人气很不错。2017年，阿龙从台湾来到大陆，在天津跟师傅学做玉子烧。两年后，店面合同到期，朋友就喊他一起来夜市做生意。“苏浙沪的夜市生态比较好，我先去了锦江乐园夜市。”因为口味正宗，他做的玉子烧、章鱼烧还有台湾挂包都销路不错，在安义夜巷摆摊时也很受欢迎。阿龙算了一笔账，摆摊比开店少了店租等成本，进账比较快，压力小一些。但从去年11月到今年夏天，一直没有生意，可摊位设备和物料放在仓库里，雇的工人还要包吃住，阿龙很着急，终于等到夜市开张，赶快来报名。

美食摊位往往是夜市的灵魂，也是最接地气的。阿龙隔壁的摊位主打蚵仔煎，他原来在仙霞路经营一家饭店，专做台湾菜，前几年关掉店面，开始做夜市生意。周庄、苏州、台州等地有活动时，他和阿龙等朋友也都一起去摆过摊。

谁在摆摊？

有主动选择，也有不得已的

到底是谁在摆摊？记者排摸下来发现，在郊区、城郊接合部，摆摊的多是卖自家农副产品的农人，而市中心的夜市摆摊人中，有开餐馆开不下去的经营者，有失业暂时来摆摊的过渡者，也有作为兼职补贴家用的职场人，这几类多少有点不得已的味道，但也有不少市民主动选择摆摊。比如不愿意被正式工作束缚的人，还有不少人把摆摊作为练手或者增加流量的一个渠道，甚至是一家实体店的前站。

阿度的鲜花摊设在“小上海步行街”入口处，他用荧光笔写下“浪漫不死”的牌子。阿度是“95后”，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7月底开始每周末来练摊。“一晚上摊位费150元，比市区便宜。”阿度的鲜花是网购的，收到后要先醒花，虽然摊位只有两平方米，但阿度组建了客户微信群，提供在线选花、上门送花服务。他很乐观：“虽然现在还只是个地摊，但没准生意能做大呢！”

阳阳周末也在这个夜市卖花，周内会去地铁口“打游击”。阳阳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花店，但目前还不具备实力。辞职后，她认真做了打算，从找渠道、选品、搭配、包装，到经营线上店铺、运营社群，她盘算着通过摆摊和线上渠道积累到资金和客户，自己离开花店的梦想就不远了。

记者注意到，相比固定摊位，流动摊贩的自由度更大，成本更小，但风险也更大。这类摆摊，并不在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但在本市人流多的地铁口、交通路口，依然会有流动摊贩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