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史鉴（下）：金融安全从哪里来？

发布时间：2025-07-06 12:54:43 来源：杯弓蛇影网 作者：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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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 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吸血成性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安全金融资本布设好全球吸血管道之后，从里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金融鉴下金融时代，即从产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战史时代。这时再看世界，安全商品市场衍生出的从里期货市场，实际已经变成金融市场的金融鉴下金融组成部分；流动性差的产业资本通过证券化，对应了股票市场、战史债券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安全从而也构成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加之在私有化、自由化的巨浪中，破除了政府对产业资本的保护，于是商品市场的价格变动、产业资本创造的财富，都装上了金融管道，变成任由金融操控获利的捕猎场。

2009年6月7日，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来到中国上海。他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称：今天这样一场超级泡沫危机，实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主导下，全球的人们开始大量使用信贷，从而使泡沫膨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认为，市场泡沫会自动修正。但不幸的是，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错了。放松管制、放任市场调整，只是让金融产业在美国和英国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英美的金融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两国总产值。

索罗斯说得没错，但他只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痛苦，却没有承认里根、撒切尔夫人和他本人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深重而频繁的灾难。

马岛战争背后的金融深意

1982年4月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决定，派遣由桑迪·伍德沃德海军少将为司令的特混舰队，去收复刚刚被阿根廷占领的英属殖民地马尔维纳斯群岛。于是，包括“赫尔墨斯”号航母和“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在内的118艘舰船、270架各色飞机、9000人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地扑向美洲大陆最南端、距英国13000公里的海岛群屿。

为什么英国如此劳师动众地对一群小岛大动干戈？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独立与反独立的战争吗？

实际上，1980年前后美英实施“金融休克疗法”，也导致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这个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曾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国民收入堪比美国，社会福利堪比欧洲。但高福利导致阿根廷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习惯，而国内商品生产严重依靠外商投资。1981年，阿根廷外债数额位列世界第三，高达340亿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阿根廷外债负担日甚一日。

怎么办？发行货币让比索贬值，刺激出口，换汇偿债。但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就算阿根廷提供大量廉价商品，他们也根本无力消费。结果是阿根廷发生严重通胀。那时，阿根廷通胀率高至230%，工人实际收入仅相当于1970年的50%，全国劳动人口失业率更高达30%以上。于是，阿根廷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货币贬值政策并未带来出口增加，更未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贬值造成国内企业外债还债成本增加，负担越来越重。

1982年3月31日，阿根廷收复马岛的前两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并快速向全国传染。民众指责加尔铁里军人政府把阿根廷经济带入泥潭。怎么办？以军事手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转移国内矛盾。加尔铁里成功了，1982年4月2日，马岛收复的消息传到国内，阿根廷举国欢庆，还是五月广场，还是大规模游行，但这次却是支持政府的行动。阿根廷全国12个政党和总工会一改前嫌，誓言要团结在政府周围。

阿根廷的行动深深地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因为英国十分清楚，也十分担心，如果阿根廷军以收复马岛吓住英国人，那下一步会不会拒绝偿还外债？如果阿根廷拒绝还债，外债使用量最大的拉美国家会不会揭竿效仿？难怪后来有学者分析，英国回击马岛的真正用意，无非是希望彻底铲除发展中国家拒还外债的念头。历史证明，正是从那时起，拉美各国外债危机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从未停止。

1982年5月12日，英国南安普敦，3500名英国士兵携带武器和装备登上豪华邮轮伊丽莎白二世号，准备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参加作战。

倒霉的墨西哥

1982年10月1日，全球首脑聚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不过，这次会议的焦点却集中到了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身上。为什么？因为墨西哥正在被外债危机所困。

波蒂略在联大的发言中称，导致这场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富强的努力，而是伦敦和纽约的政策，制造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高利率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暴跌。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果受到威胁，切断了他们走向进步的可能。

波蒂略警告说，如果能使债务双方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受阻，不排除发展中国家将单方面停止偿债的努力。他说：“停止偿债对谁都不好，谁都不想这样做，但如果发生此状，责任不在债务人。现实催生一致立场，我们没必要去搞阴谋诡计。”

波蒂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政府效力，直至1976年当选墨西哥总统，一直致力于墨西哥经济振兴，并在1976年到1981年的5年间，使墨西哥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5%。如今，波蒂略总统任期还剩不到两个月，而墨西哥所取得一切经济成就，都将在这场债务危机中毁于一旦，这当然会令波蒂略痛心不已。

墨西哥石油资源十分丰富，两次石油危机中油价大涨，这让墨西哥看到了增加石油开采和出口而推高国内经济的机会。但钱从哪儿来？这时的波蒂略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主张，他相信，依仗墨西哥的比较优势，按照这些路径，墨西哥应当比亚洲接受了同样路径的国家更富有。所以，波蒂略大力推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大开国门，欢迎欧美资本流入墨西哥石油行业。

波蒂略做到了。大手笔的欧美资本流入让墨西哥石油行业投资急速增长，国家经济也随之繁盛一时。但好景不长，1980年初，美元市场利率上升到20%，国际油价开始因经济衰退、美元升值等不良预期而停止上涨，甚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于是，一方面是墨西哥石油出口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外债利息大升，还债成本暴涨。截至1981年底，墨西哥外债累计已达820亿美元。

好在“两伊战争”还在持续，被战争挺高的油价回落速度还算温和，墨西哥还可勉力支撑，但1981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这年秋天，美国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咨询顾问威廉·柯比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受墨西哥比索大幅贬值的冲击，所以他正在劝告客户，在墨西哥政府换届之前，一定要撤回在该国的投资。

柯比的这篇专访被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媒体大规模转载。

柯比的文章同样受到墨西哥媒体的关注，甚至一字不漏地转载这些文章，正是从那时起，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墨西哥。波蒂略总统扛不住了，1982年2月19日发表全国广播演说：“隐藏的外国利益，正在通过恐惧的谣言和资本外流迫使比索贬值，动摇墨西哥经济。”他告诉墨西哥公众，目前墨西哥的资本外逃总量已达760亿美元。

波蒂略试图通过资本管制遏制资本外逃，但他根本无力承受因此而形成的国际、国内压力。波蒂略屈服了，他允许比索一次性贬值了30%。比索贬值加大了企业的外债负担，当年依靠外债发展起来的墨西哥财团纷纷倒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特雷阿尔法集团，它是墨西哥私营工业最著名的代表者，在比索贬值的冲击下，一夜之间就破产了。墨西哥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迄今也未恢复元气。

还不完的高利贷

对拉美国家而言，与外债比肩的沉重负担还有高昂的利息。1980年，当美元利率上升到20%的时候，伦敦城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仅要求拉美国家按“市场利率”借取新债，同时还迫使它们按现实的“市场利率”偿还旧债。正是这样的苛刻条件，一举将拉美逼向绝境。

实际上，1982年8月墨西哥已经无力偿债，联合国大会之所以演变成“角斗场”，实际就是发达债权国和拉美债务国之间的激烈角逐。波蒂略公开表示：“墨西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原定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不能因为还债而让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息已是原来的3倍。而且，如此之高的利息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拉美国家对高息外债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伦敦和华尔街。他们必须强迫拉美国家服从并接受金融巨头们的偿债安排。正因如此，后人才会怀疑，英国人花费巨大代价攻打马尔维纳斯群岛，不过是“敲山震虎”而已。这向拉美国家发出强烈信号——英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英国利益完整。原本，波蒂略希望拉美国家组成“联合体”，一起和债权国讨价还价寻求解决方案，但马岛战争后，这个愿望搁浅了。

同样是1982年10月1日，债权债务双方摊牌了。美国人为拉美债务危机开出了怎样的药方？实际上，早在1982年8月，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美国银行和IMF已经为拉美债务国准备了四味苦药：第一，拉美国家政府出面接管国内私人债务，美其名曰是为了防止企业破产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但实际是债务保全措施；第二，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取消政府对国民的食品和生活补贴，节省财力偿还外债；第三，让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赚取外汇还债；第四，由IMF出面对拉美债务国进行债务重组。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所有被列入IMF名单的国家都被按着喝下了这杯苦药。为了还债，拉美债务国节衣缩食，几乎所有社会福利荡然无存，墨西哥因进口药品严重短缺，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上升。问题是这样能还清债务吗？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1982年发展中国家开始还债时，债务总额8390亿美元，但到1987年，这个债务数额变成了1.3万亿美元。

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IMF所谓的债务重组，不过是把债期拉长，并把所欠利息变成债务本金，然后一并放在未来偿还，所需支付的利率和过去一样高。按照中国人的常识，这是典型的“利滚利的高利贷”？世界银行曾对109个债务国的还债情况做过一个统计：1980年到1986年间，它们一共还债6580亿美元，可债务却从4300亿美元增加到8820亿美元；所还6580亿美元的债务中，仅利息就占了将近一半，即3260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越还越多，是否因为它们大量借入新债？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拆穿了实质：“1976年到1981年，拉美国家名义上获得了2700亿美元的外债借款，但实际上，这些资金只有8.4%被用于拉美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而其他作为旧债利息，从未离开过纽约或伦敦的银行，而拉美国家所欠债务，只是在银行的账簿上被改动了一下数据而已。”

金融通吃

实际上，拉美国家和非洲一些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最早接受并践行了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但几乎全军覆没。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发展国家经济成为第一要务，于是也希望通过借入欧美资本发展自己，但在20世纪80年代同样陷入债务危机，掉进越还越多的债务陷阱。时至今日，这些债务还被经常提起。典型的例证就是联合国大会上经常出现“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议案，40年来从未间断过。

拉美和非洲国家的痛苦，给欧美金融巨头们创造了丰厚收益，他们为债务缠身之国留下的唯一出路是交出国家财富。比如墨西哥的石油资源，其控制权一点点通过“债转股”转移到了欧洲银行手中，然后再被转卖给欧美石油财团。据丹麦经济学家汉斯·拉斯姆森估计，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仅仅流入美国的现金就有4000亿美元。那时，美国GDP不过2.7万亿美元而已。这些资金为里根政府制定的、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政策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之后，欠债爆炸式增长，对于欧美金融巨头而言，这笔巨额债权为之带来了高额而稳定的收益，哪怕是发达国家降息之后。更何况，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债务已经变成了国家债务，加之欧美政府和IMF提供的安全保障，欧美金融机构根本无须对这笔债务进行不良拨备，直接就把账面收益全部计入利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笔债务带给欧美金融机构近10年的高收益期。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给股东“超级分红”，并声称：这是它们“历史最高赢利”。

同样为欧美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收益的还有美国国债。且不说发行佣金，仅美国财政所支付的利息就从1980年的520亿美元增长到1986年的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到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20%。也正因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20世纪80年代中间的5年，美国债务总额超过了债权总额，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

反观墨西哥。1982年到1989年，比索与美元汇率从12∶1贬值到2300∶1；这时，石油价格已经降至10美元/桶。墨西哥也回到了从前，资源换取外汇收益，发展国家经济的梦彻底碎了。不仅掉入深深的债务陷阱，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而且未来油价上涨的收益也没墨西哥什么事儿了，因为国家原油产业已经变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

放虎出笼

1986年10月，里根政府力推的《甘恩-圣哲曼法案》获得了美国国会的通过，意味着美国金融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放任自由、无拘无束的金融自由化的新时代。几乎同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引燃“金融大爆炸”的导火线。她宣布即日起，让自由竞争成为提高金融效率的催化剂。

对于这场“金融大爆炸”，历史褒贬不一。褒者认为，“金融大爆炸”使得金融机构进一步整合，金融效率大幅提高；贬者认为，“金融大爆炸”表面是让金融的竞争更充分，而实际是弱肉强食的自由环境带来更加充分的金融垄断，实体经济的金融成本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美国用《甘恩-圣杰曼法案》取代“新政时期”的银行业监管，以及英国的“金融大爆炸”，使得两国家庭负债呈现爆炸式增长，两国的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糟糕。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专家、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表面看，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拉美国家如何通过改革破解外债压力的问题，但实际成果却是：经济全球化、市场自由化、权益私有化、金融证券化被固化为发达国家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遵从的改革道路。会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当遵从的10条改革措施，并声称与会者已就此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就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最终演变为《华盛顿共识》——第一，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第二，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第三，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第四，实施利率市场化；第五，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第六，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第七，放松对外资的限制；第八，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第九，放松政府的管制；第十，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称：“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实施。”

1990年9月11日，接替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世界新秩序。他说：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世界将诞生一个新的秩序。

这个新秩序是什么？如果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那世界必将变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世界。在此背景下，无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东欧国家，最渴望得到的就是外国资本。希望借此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腾飞。对金融资本而言，这是个历史性的机会，“金融大爆炸”充分放开了金融巨头的手脚，《华盛顿共识》给了发展中国家规定动作，这时的金融巨头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将“金融抽血机”遍布全球。历史证明：想要资本吗？可以，但代价可能是倾家荡产。

日本的经济溃败

从1980年到1990年，那是世界经济异常动荡的10年。这期间，有美元利率的大起大落，有石油价格的上蹿下跳，有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有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悄然崛起，有拉美国家经济的高台跳水，有欧美制造业的快速迁徙，等等。这其中，一个绝不可忽视的重大金融事件，就是日本经济的“翻转过山车”。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那为什么还要讨论汇率问题？利益、利益、利益。1982年美联储结束“金融休克疗法”开始减息刺激经济，希望通过减息让美元贬值，刺激美国商品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但是，美国的刺激政策并未达成预期，反而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楼市和股市，而不断吹胀的资产价格更多吸引着国际游资流入美国，美元币值因此而坚挺故我。

怎么办？美国不认为实体经济疲弱、出口萎缩是自己多年来驱逐国内传统制造业的必然后果，反而一口咬定这是国际汇率出了问题，是日本和德国政府干预汇市，过度压低本币估值所致。于是，美国鼓动英法一起逼迫日本、德国改革金融体制，开放金融市场，并使日元和马克升值。这正是“广场会议”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著名的“广场协议”也是在此背景下达成的。

在美国政府的强硬干预下，美元兑日元大幅贬值。1985年9月前，美元兑日元汇率一直维系在1∶250附近；但“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日元快速升值25%到1∶200附近。这实际已经超出20%——日本在“广场协议”中所承诺的底线。但日元并未停止升值，到1987年，日元升值到1∶120。

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真能解决日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二战失败让日本失去话语权，对美国马首是瞻。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却为日本提供了机会——用政治上对华盛顿的亦步亦趋，换取经济发展的腾挪空间。首先是利用强大而传统的政府控制力，从美国购买技术，然后利用优质的加工能力，把技术转化为独到而小巧的商品，再把这些商品卖向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市场。

这种特殊经济模式，被西方经济学界统称为“亚洲经济模式”，日本以此实现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把一个个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抛在了身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一直享用着令人羡慕的贸易顺差，以致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以，“广场会议”后，美国在要求日元升值的同时，也在要求日本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和资产。

问题是，美国真有什么可供日本购买的商品吗？没有。因为美国希望日本购买的商品，日本大都可以自己生产。所以，一方面是日元大幅升值抑制日本商品出口，另一方面是美国舞动着贸易大棒，在《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罗列大量日本所谓“敌对”贸易活动，并借此向日本要价。这使日本经济赖以增长的动力失速。

怎么办？1986年初，一个被称作“雁型战略”的对应方案被日本付诸行动。所谓“雁型战略”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通过投资向东亚、东南亚等国转移落后产业，并借以强化国际声望，成为亚洲经济圈的“领头雁”；第二，借助日元升值优势，到欧美去直接投资，绕开欧美贸易壁垒；第三，国内的产业升级。

作为“雁型战略”的产物：日本厂商将排量3.0以下的轿车生产转移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地，而本土生产凌志400型等高级轿车；那时，法国的每场艺术品拍卖会都少不了日本人的慷慨，他们甚至买下欧洲城堡，原封不动地运回日本；丰田公司把汽车生产线搬到美国，绕过贸易壁垒，直面底特律竞争；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试图借此让日本文化打入美国市场。最著名是三菱地产以13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大厦，这让美国人惊呼：日本要收购美国。

日本膨胀了，金钱撑起了底气，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与日本著名的鹰派议员石田慎太郎在1987年合著《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不过百页的小书，体现了日本试图与美国分庭抗礼，抛掉战败国帽子的强烈愿望。真能如此？正当低端制造业已经转移但产业升级尚未完成——青黄不接之际，日本的经济泡沫崩了。

许多人把目光盯住“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但殊不知，美国同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还有：取消一切金融管制，彻底实现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自由化。1985年9月，以放开10亿日元大额存款利率为起点，日本走上了开放金融市场、取消金融管制的道路。

从此，日本的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业资本大量对外输出；另一方面，日元升值招致国际金融热钱蜂拥而至，恶炒日本楼市股市。1985年到1989年，日经指数从8000点附近涨到40000点；日本楼市更离谱，1989年仅日本东京商务圈的地价总值居然可以和整个美国的地价总值画上等号。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过去4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已经无以复加，必须采取措施使之慢慢回归正常，但此时此刻的日本已经没有“纠错”的机会了。

始作俑者是摩根·士丹利，当其意识到日本政府要紧缩货币时，立即发布投资研究报告：对亚洲投资偏好的投资者而言，日本已不是理想的投资场所，而更能带来高收益的地方应是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四国当年号称“亚洲四小虎”。大摩言论一出，立即在全球炸响，日本经济泡沫一夜破灭。从此开启“失去20年”模式。

后人总结认为，股价楼价上涨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在实体经济趋弱的背景下，股价楼价上涨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能力脱节。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金融开放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金融开放脱离实体经济服务，超出国家经济承受能力。日本恰恰从这两面为国际金融狙击提供绝佳机会。

冲垮亚洲

日本垮了。所幸的是，日本有着足够的外汇储备，加上政府及时相助，使得楼市股市暴跌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但是，企业损失惨重。1993年，洛克菲勒大厦被折价还给了美国人，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累计亏损已达33亿美元。更严重的是，亚洲国家来自日本的投资大幅萎缩，失去了必要的日元贷款。有学者认为，日本泡沫破灭，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沿着国际金融巨头的指引，从日本流出的热钱涌向东盟。尽管东盟各国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东亚经济奇迹的喧嚣依然如故。1993年，美国作为东道主，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提出，在APEC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之后，召开一次首脑会议，并为其定名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3年11月19日至20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聚到了一起，身着便装彼此轻松沟通。正是这次会议上，美国人向东盟国家提出了“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还告诉东盟国家，继续从前的高速发展就必须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是“华盛顿共识”给出的10个条款。

美国给出的“药方”东盟情愿接受？不。东盟、韩国与美国发生了激烈争论。但东盟手里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冷战期间，为谋求亚洲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协助，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东盟敞开着贸易大门，这使东盟依托出口加工贸易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时过境迁，冷战结束了，美国昔日的这些政治盟友还有什么意义？恐怕唯一可以利用的价值就是谋取经济利益。对东盟来说，冷战结束后，他们原指望日本可以取代美国，但日本垮了，原来的期许已经失去了根基。

这个时候，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东盟经济，开始受到美国“贸易大棒”的敲打，他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于是，东盟的大门被撞开了，基本全盘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条款。

1997年7月2日，在国际资本长达3个月的连续攻击下，泰国政府举起了白旗。刚刚接任泰国财长12天的塔农宣布泰铢放弃固定汇率。一夜间，泰国国民手中的货币丢失了20%的国际购买力。

紧接着，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赖以平稳生存的固定汇率制。历时仅仅38天，“亚洲四小虎”变成“亚洲四病猫”，其货币踏上了大幅贬值之路。

1997年，泰国曼谷一家商店为刺激经济危机后失去消费能力的顾客，挂出了半价优惠。

洞开国门的亚洲，让国际金融热钱痛痛快快地享用了“东亚奇迹”。东盟国家又在什么问题上给了索罗斯等金融大鳄以可乘之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泰国的时髦青年发明了“烧钱”一词，但他们的“烧钱”非指投资，而是针对进口奢侈品消费。尽管，消费增长改变了泰国GDP结构，但大量奢侈品进口加上出口减少，这使泰国出现了贸易逆差。怎么办？西方经济学家告诉泰国，只要加大资本项目开放，放松金融管制，就会有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就可以用资本项目收入弥补贸易逆差，从而平衡国际收支。

被欧美留学回国人员充斥的泰国政府照方抓药。不断加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不仅民间企业、银行大量借入外债完全没有障碍，甚至政府都说不清泰国民间到底欠了多少外债。更糟糕的是，为资本自由流动免遭汇率风险，泰国政府一直保持固定汇率制度。

外资流入确实弥补了贸易逆差，确实平衡了国际收支。但这些外国资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泰国人的手流入了股市楼市。随后，泰国经济泡沫被吹胀，泰国人钱包也被吹胀，奢侈消费欲望越发强烈，贸易逆差越发严重，外债数量越来越多。如此恶性循环至1997年，泰国经济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随着互联网经济热潮渐入佳境，美联储试图加息抑制新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热钱”已经产生回流美国的冲动，这为索罗斯们提供了绝佳的进攻时机。他看中的是，按25泰铢兑换1美元固定汇率，泰国货币已被严重高估了。此时，国际舆论逆转，原来的“亚洲经济奇迹”，现在变成“亚洲没有奇迹”。于是，“热钱”加速外逃，东盟各国外汇储备被洗劫一空，国家面临还不起外债而破产的命运，纷纷放弃固定汇率制，任由本币大幅贬值，任由金融巨头大快朵颐。东盟数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灰飞烟灭，终点回到起点。

IMF是在帮谁？

亚洲金融危机中，世界上最忙的人莫过于IMF总裁康德苏。面对此起彼伏的求援，他奔忙在援助国和受灾国之间，左手拿着急需援助资金，右手则拿着厚厚一摞“受援国必须接受的条款”。条款大致包括五个方面：其一，受援国必须咬紧牙关紧缩货币，同时大幅削减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其二，强行关闭问题金融机构，迅速核销坏账，清理不良债务；其三，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使商品进出和金融交易更加自由；其四，受灾国必须放宽外商投资限制，允许外资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占股比例增至51%以上；其五，受灾国政府必须将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置于IMF的监控之下。

1997年12月3日，韩国成为这场危机中最后一个倒下的国家。即将卸任总统的金泳三与3位总统候选人，以及国会议长，在IMF提出的条款上集体画押。金大中当选总统后，将12月3日定名为“国耻日”。

在IMF的监督下，韩国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该法规定韩国彻底放开金融投资限制。从那时起，外资开始在韩国低价抄底，其股份占比在韩国金融资本中的占比开始大幅攀升，1998年占比仅为6%，但到2004年，占比达到33.7%。尤其是韩国排名前5位的银行，全部变成了外资绝对控股的银行，外资持股比例高达60%以上。

问题来了。第一，韩国货币政策效率大大降低，当韩国需要降息、放宽货币之时，外资会将韩国存款输往境外套取利差，大大降低了货币宽松的效能，反之亦然；第二，银行被外资控制后，韩国企业完全暴露在境外敌意收购者的威胁之下，而这样的敌意收购事件在韩国的确频频发生。近年来，为国家经济安全，韩国人希望花费极高的代价回购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企业，但几乎没有可能。

……

韩国发生的事代表了整个亚洲的现实状况，那个当年被世界银行、IMF以及众多西方学者高调宣扬的“亚洲经济奇迹”，从此销声匿迹，甚至被西方一些经济学教科书定位为反面教材。不过，就算是反面教材，也悄然记述着那些金融受灾国的耻辱，见证着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国家财富的高超技法。

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掠夺在不同时代显示出不同特征，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从个性角度看：在殖民主义时代，列强明火执仗，金融是战争、海盗行为的支持者，也是掠夺利益的分享者；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为追求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货币、金融是输出商品的工具，列强之间的货币地位、金融地位争夺，也是为了获得商品利益；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追求贸易利益转变为追求“超额铸币税”利益，强权货币利用绝对优势地位，不仅从占有他国资源、商品、劳动中获利，同时还在左右全球金融价格的涨跌中获利，更从动辄就击垮一个国家经济的过程中获利。

从共性角度看：为追逐暴利，贪婪、无耻，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论哪个时代，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

金融安全从哪里来？

2008年，美国爆发史所罕见的金融危机。关于这场危机发生、发展过程的报道已经汗牛充栋于各类媒体。但迄今为止，对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并未给出明确判断——这场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性质？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把它定位于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危机。这个判断对吗？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这场危机确实是因为房价大起大落，导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流动性断裂所致；说不对，是因为就事论事的表面化定性显得过于粗浅。

2008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曾发文提问“美国会破产吗”。这其中，我们提出的明确判断认为：这是美元的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债务经济循环模式或称“石油美元再循环”重新获得美元霸权之后发生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又一次美元危机。14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而更加清晰的是，我们已经可以看清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中，一个无法避免的主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逐步建立起的美元霸权正在走向没落。

历史证明，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斗争无可避免。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制造各种乱象，背后无非是以霸权的手段捍卫美国和美元的霸权利益。这样的霸道反映到金融上，其实就是一场“超级金融战”。

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暴风雨后的美国国会大厦。

历史性的崩溃

千禧之年，互联网产业“丑鸭变天鹅”，但不久，互联网泡沫时期挥霍掉资本的泡沫也破灭了。号称“全球央行行长”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出面收拾残局。他有什么好办法？两个字：降息。但是，不断降息会不会引发新的泡沫？2004年，当有人就此质问格林斯潘时，他一改往日晦涩风格而明确地表示，目前情况下，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降低利率，为维持美国的债务经济，我们只能借助于新的泡沫。

格林斯潘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美国实体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过18%，其中还有1/3属于军事工业。作为一个“经济空壳化”的国家，还能指望实体经济去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格林斯潘只能靠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消费信用持续不断地扩张，并形成新的泡沫，去维系全球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向美国，去维系美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去维系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美国“新泡沫”是什么？绝大多数人认为，那是“次级贷款支撑下的房地产泡沫”。这个判断当然正确，但这次危机，绝非一般性的房地产泡沫危机，它所捅破的是一连串泡沫：美国财政赤字多年积累所构成的“财政赤字泡沫”“贸易逆差泡沫”“评级造假泡沫”“消费过度泡沫”，以及1美元GDP增长需要增加5美元借债的“债务泡沫”等，把它们加总在一起，实际是世界对美国的“信任泡沫”——美元泡沫。

问题是，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的“金融抽血机”，势必让美国危机变成全球危机。事实证明，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为这场危机买单，而各国投入的财力之和远超美国；事实证明，大量购买“次贷抵押债券”的非金融机构，可能是金融史上最大的受骗者，逃不过破产或被政府接管的命运；事实证明，冰岛破产了，越南、印度、韩国等许多国家也被拖到破产边缘。

危机爆发后，格林斯潘因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而遭痛骂。但殊不知，21世纪美国经济的走向，哪是格林斯潘可以单独决定的事情。为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一些基本概念。先看“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这个公式，然后看数据：2007年底，美联储投放基础货币不过9000亿美元，但货币乘数将近10倍——世界之最、历史之最。由此可见：第一，美元货币更多由美国金融机构通过信用扩张而被生产出来；第二，美联储只是控制货币的一个因素，其能力受限于华尔街信用扩张或收缩。

另外，真正反映美国货币流动性的数据不是M2，而是M3——将短期金融信用纳入货币范畴之后的数据。大量金融衍生品属于M3范畴，而资料显示，2007年底，仅记录在案的金融衍生品，其票面价值就高达17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00年仅为40万亿美元。什么意思？仅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一项，其市值与9000亿美元基础货币之间就形成了180倍杠杆。这个杠杆，格林斯潘控制得了吗？

历史地看，高杠杆的根源在格林斯潘的老师、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里根+撒切尔+沃尔克”推行金融自由化，大大提升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力。正如沃尔克为央行实行“单一利率调节”所作的解释：美联储根本无法准确而及时地获知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M3），以致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企图根本无法实施。所以，应当放弃货币供应量控制而转向利率调控。所谓利率调节，实际是利用利率升降去影响货币乘数，干预商业金融信用的规模，从而间接调控货币总量。

正因如此，市场责怪格林斯潘以低息刺激信用膨胀也不为过。格林斯潘也承认：“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可偏偏就是这么严重，“次按危机”引爆的不只是金融衍生品泡沫，同时引爆一系列泡沫，并直指美元信用泡沫。更严重的是，世界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这部被世界奉行40年的“经济圣经”，它所构建的经济运行体系，同时也是协助美元霸权劫掠世界的工具。日本、韩国、亚洲、南美等都曾因遵从这套理论而掉进金融陷阱，现在轮到美国自己了。所以，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实际是否定“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等于在刨美元霸权的根基。

2009年，去除美元霸权、再造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超主权货币的讨论变成了G20伦敦峰会的重要话题。也正是从那时起，各国储备货币中提高了黄金权重，德国、法国更从英美金库中运回自己存放的黄金，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和非OPEC国家纷纷放宽石油结算货币……如此“去美元化”的行动，会否导致美元霸权的历史性崩塌？

超级金融战

“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写下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

这恰恰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现实，但美国会甘心如此宿命？站在历史角度看，俄乌冲突绝非偶然。它不仅是2008年后北约加速东扩，绑架欧洲加码制裁俄罗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的“极端之举”，其根本目的在于逼俄反击，搅乱欧洲，打压欧元，重塑美元资产作为全球最安全资产的地位，并迫使全球资本更多流向美国。

这样的招数并不新鲜。欧元诞生后不久，美国挑起科索沃战争，造成资本逃离欧洲，并使欧元国际购买力骤降；撕毁伊核协议，让欧洲得不到足够的能源，弱化其经济实力和欧元地位。当然，还有阻止“北溪2”项目，其目标都是压制欧元保美元。美元指数构成告诉我们：如果占比57.6%的欧元被世界看好，那美元可能不断贬值，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可能不断恶化，这当然是对美元霸权的挑战。怎么办？拼了，不惜一切手段，包括金融战。

认清美元霸权背后支柱，是破除美元霸权的关键。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理论霸权、舆论霸权——四大霸权支撑美元霸权，但现在看，似乎还该加上“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武力威慑脱离美国轨道的国家，维护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结算的地位，为金融霸权开路。金融霸权：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定价权，将灾难引向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掠夺全球资本和财富。舆论霸权：英美利益集团操控西方媒体，依仗巨大的资本实力选择性发声，使其他国家的舆论力量大打折扣。理论霸权：为世界“洗脑”，让舆论霸权更具效力，让发展中国家跟随金融帝国的逻辑，不知不觉地掉进它们设定的陷阱；科技霸权：基于美元霸权，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去培育和购买全世界的顶级人才，并垄断关键科技优势，并使之变成制约他国经济强盛的武器。

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安全从哪里来？

摒弃“新自由主义宗教”

历史证明，无论金融战还是军事战，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都离不开舆论先导。尤其是金融战，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资金流向，资金流动决定经济健康——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凸显舆论了重要性。为什么西方舆论会如此灵光？因为，部分被“洗过脑”的专家、学者，甚至官员与民众，都会认为“人家说得对”，并跟随舆论的指挥棒，掉进人家设定的陷阱。

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把消费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货币投放过多，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资本、美元升贬决定资源期货价格走势的背景下，CPI上涨往往属于输入性物价上涨。所以，货币投放往往是被动跟随价格，原材料购进价格越高，企业所需贷款数量越多，倒逼货币当局不得不去满足企业货币需求。否则，经济停滞，企业破产，而未来物价会因供给不足而出现更大涨幅。所以，必须认真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味机械教条地通过货币手段去控制物价。

再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强烈反对“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但面对当下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滞胀”而言，如果美国允许“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那大宗商品价格会不会涨上去就下不来？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许“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从而导致企业前端成本无法顺利向后端消费品转导，并引发股市下跌，企业求贷无路，大量退出，经济会否还有美好的明天？相反，美国通过“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护住消费、投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改观，一旦重获实体经济新生，美元霸权地位必得巩固。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进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陷阱。

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带给我们许多重要的认知启示，但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学说，一个学术门派，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认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需要破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依据中国的经济目标与国情特点，探索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的规律与逻辑，依此实现中国金融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才有可能走出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力。

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按照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供给结构应逐步转向“长期金融为主，短期金融为辅；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务金融为辅”。为此，央行应大力调整M2结构，拓展对货币职能的认识。

必须意识到，单一强调货币的交易职能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特征之一，其真实用意是将货币发行权交予金融资本巨头，弱化货币的主权属性和政府控制货币的权力。但基于金融理论发展，中国需要扩展货币认知，更多强调货币的主权属性和资本属性。这就要求央行通过提高基础货币供给、降低货币乘数倍数，调整M2结构。一来，确保广义货币M2的合理增长；二来，推动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低成本化；三来，减低商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增加存款——创造货币的能力，降低金融运转速度，降低流动性风险，降低金融成本，使中国金融变得更加稳定。

区分外资性质，尽量兴利除弊

研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热钱”大进大出带给一个国家的危害，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但是否该因噎废食？不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科技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第一要务，而且，当代和未来科技所需资本规模之大，史所罕见。科技竞争首先是资本竞争，尤其是股权资本、产业资本的竞争。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球资本的簇拥。那该如何兴利除弊？

看清不同资本不同偏好。资本有的偏好债券投资，有的偏好股票投资，有的偏好实业投资，有的偏好种子/天使/VC/PE，有的偏好货币套利等。因降息而逃的资本属于哪类？当然是债务和套利偏好的资本，很多也就是俗称的“热钱”。但股权投资偏好资本、实业投资偏好资本，会反感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吗？显然不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偏好的资本，而非“热钱”。

不给金融大鳄搅乱金融市场的工具。历史地看，国际金融大鳄狙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通常需要市场提供足够高的杠杆、足够多的金融衍生品。所以，应当依据实体经济需求去设置金融衍生品，以及杠杆倍数。

应当始终保持并提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能力。同时，应当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告诉世界：对一切“恶意金融攻击”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和干预权力。2010年，当欧洲央行获悉金融大鳄预借欧债危机狙击欧元之时，果断采取措施，不仅要求金融巨头每日提交交易报告，甚至临时拘押了其中的几位始作俑者。

强化舆论导向和预期引导

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经济健康——这样一条规律线、逻辑线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历史经验看，经济舆论与一国金融安全密切相关。

鉴于经济舆论的专业性，它往往比政治舆论来得更加隐秘、更加复杂，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舆论方面往往处于劣势的关键原因。怎么办？从根上入手，铲除社会公众对一些理论问题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解。

建立专门研究团队，组织多方面的经济专家、新闻人和社会心理学家，研判当下经济舆论动向，并给出具体分析，给出经济舆论引导方向的建议，并依托国家主流媒体和重要传播渠道，借以引导和形成良性预期。

防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转移至境外

实际上，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低谷，中低端消费品也是未来国际市场的重要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之所以很快修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世界在危机中失去了奢侈消费能力，大量消费转向一般消费品，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也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曾经多次提出：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能。实际上，除了军事用途外，一切科技进步最终都要汇聚在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生活层面。所以，政府在鼓励科技进步的同时，有必要同时关注与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工业领域，激励这些产业加快摆脱散而小的状况。尤其在基础设施大规模延伸向西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通过产业转移，使之形成几个大型龙头企业，形成几个完整的产业链集群，并以科技渗透保持一般消费品“物美价宜”的中国优势。

这方面的典型教训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其消费品生产走向高端时却发现，尽管高端消费品确有较高附加值，但越是高端消费品，市场容量越小，竞争越剧烈。比如，凌志轿车就遇到欧洲高档轿车的挤压，最后高端轿车也无奈走向“相对价廉”的套路。更严重的是，高端消费品可能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所必需的经济规模。欧洲、日本都是例证，当他们失去一般消费品的制造能力之后，再想恢复，难上加难。

事实说明，中国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优势，恰恰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关键，或许也是中国保证自身金融安全、经济良性发展的手段。

研究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措施

历史地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必有华尔街之手。中国是制造大国，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所以，避免，至少弱化金融资本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侵蚀中国利益，是当下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的总体思路核心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一手保住企业，一手保住消费能力，从而保住中国经济活力和良性循环。（编者注：2021年5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看清美国“无惧通胀”背后的企图——关于破解大宗商品价格困局的12项建议》，具体事项请参阅这篇文章。）

还是那句话：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按套路出牌，不去跟随敌手所希望的时间、空间和方式，而是以我为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保障。维护自身金融安全也一样，我们必须会打“迷踪拳”。所以，我们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或许是，看清美元霸权背后的支柱，有针对性地查漏洞、立规矩、补短板、强筋骨、造优势，在加厚金融防线的前提下，加大开放力度，使中国有机会利用全球股权资本、实业资本加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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